短视频内容是当下最为火热的市场交易之一。网络分析机构Locowise 数据显示，视频已经成为 Facebook 吸引、获取用户的最重要方式。2017年4月，视频成为当月Facebook 平均页面浏览率最高的内容，达12.05%。照片、链接和状态更新的浏览率则分别为11.63%、7.81%和4.56%。[1]
2017年国内市场中的短视频平台玩家已多达100多个。资本密集进场，各大平台掀起亿级补贴大战，单在今年春节，快手发放短视频拜年红包，4天“撒币”总额超过6.6亿。据易观发布的《2017年Q3中国短视频市场季度盘点分析》数据显示，整个2017年第3季度，短视频市场投融资事件达24起，吸金超8亿。
在用户方面，据速途研究院相关数据，2016年短视频的用户规模首次破亿，达到1.53亿人，2017年短视频用户将达到2.42亿。QuestMobile2017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年度报告也指出，2017年是短视频当之无愧的爆发元年，短视频独立App行业用户规模突破4.1亿人，较上一年增长116.5%，短视频用户使用时长占移动互联网总使用时长的5.5%，这一比例在2016年刚刚达到1.3%。预计到2018年，短视频用户规模将超过3.5亿人[2]。
除了快手、西瓜视频、秒拍、火山小视频、抖音、美拍、梨视频等人气较高的短视频平台外，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微博、今日头条等大平台也纷纷入局短视频，连淘宝、京东、大众点评等非传统内容平台也开始“短视频化”。
一、UGC内容标签:低俗与失范
大多数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短视频平台都是UGC（用户生产内容）平台。如快手的用户很有代表性——有妙龄主播、训狗达人、戏班演员、卡车司机……这些视频内容的生产者大多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他们提供的内容是各自日常生活和审美趣味的真实写照。“记录世界，记录你”是快手的slogan。“记录本身就是一个平淡的词，没有情感和情绪”。快手CEO宿华称 “平台不想评判内容，告诉用户你应该去看这个或者那个。去中心化的逻辑就意味着，每个内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无需平台去给它贴标签，内容本身和AI算法会自动提供选择。”宿华解释，这是快手“不输出价值观”“要做一面镜子”的原则。快手虽然给社会“底层”提供了一个低门槛的平台，但因为其中一些内容是直播吃屎、吃活蛇、炫耀未成年就怀孕、吃活蝉等等令人不适的内容，很快被人贴上了“底层”+“低俗”的标签。为追随大众市场，抖音也在渐渐向低俗化娱乐化倾斜。业内人士分析称，这似乎是所有内容平台用户量增大后不可避免的现象，在媒介批评家和社会批评家眼里，低俗往往是娱乐化的表征，而大众趣味又往往是低俗、滑稽和恶心的代名词。
“在20世纪，资本主义催生了基于标准化，商品化和一致化的大众文化。投资与媒介产业是为了获取利润，这与价值观无关。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随之建立在经过尝试和检验的系统秩序之上，这种系统对文化的创新和前卫的尝试极度怀疑。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担忧是支配性的文化的制造者（比如美国），在消弱更有素养的品位的同时，也迫使非主流文化更加边缘化”[3]。今天，大众市场流行的短视频内容同样会涉及到一系列道德困境，如对女性权利的剥夺、对儿童造成伤害、侵犯隐私、色情与暴力，或者被指责有伤风化，导致社会道德低下等等。比如快手2017年最有名的争论视频之一是一位父亲用胡渣扎小女孩屁股的短视频（这则视频是快手上“点点12844”发出的，视频中一位父亲用胡渣扎小女孩屁股，小女孩趴在地上在哭，旁边还有老人在起哄。视频是女孩的妈妈录的）。对此，一些人惊呼“快手惊现猥亵女童视频,内容涉嫌儿童色情”，另一人认为“用胡渣扎女儿也没什么吧”。事后有人分析说：“关键是这个举动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含义。有的是性骚扰，有的就是逗小孩，还有点生殖崇拜的意思。”知乎上有人评论说，你越恶心，越刺激人感官，就越能带来流量，快手就越欢迎，还把你顶上首页，给你最多的流量。这种机制下，能够在快手生存下来的账号，无一例外全部都是不断秀下限，各种自残，恶心人的视频，这次视频这种猥琐性侵的也不会少！更可怕的是，在快手的鼓励下，更多正常的人，为了“火”，将会去拍摄一些更low更无低线的视频，届时恐怕会有更多视频中的小女孩那样遭遇不幸。我们如何看待最后那种比较流行观点呢?
二、平台的伦理困境
无论是古希腊的柏拉图，还是东方的孔子，他们的哲学思想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伦理与社会秩序内容。在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孔子的《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思想传统，即公民个体的道德品质，是与整个社会的道德品质相互建构的。道德秩序井然的社会是由道德品质高尚的公民个体构成的，同时，这样的社会也将有利于培养出道德高尚的公民个体。与之对应的则是，社会腐败了，个体的腐败就似乎就成为必然了。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包含了一篇著名的关于典范社会中的诗歌审查制度的详尽的讨论——有关培养年轻领导能力的诗歌在内容、文体和音律方面的审查问题。[4]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指出：“假定一个人纵情乐曲，让各种曲调唱腔，甜的，、软的、哭哭啼啼的（如我们刚才所讲过的那些），醍糊灌顶似地，把耳朵当作漏斗，注入心灵深处，假设他全部时间都沉溺于丝弦杂奏歌声宛转之间，初则激情部分（如有的话），象铁似的由粗硬变为柔软，可以制成有用的器具。倘若他这样继续下去，似着了魔似的，不能适可而止，他就开始融化了，液化了，分解了。结果便会激情烟消云散，令他萎靡不振，成为一个‘软弱的战士’。他如果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天性刚强的人，这种萎靡不振的恶果很快就会出现。如果原本是一个刚强的人，经过刺激情绪就会变得容易生气，不稳定，也容易平静。结果便成为了一个爱同人吵架爱发脾气的喜怒无常的性情乖张的人”[5]。柏拉图，或者说苏格拉底所担心的，中国人也同样担心。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中述殷，……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台《韶》、《武》、《雅》、《颂》之音。这就是孔子删诗之说。虽然是否真有孔子删诗一事尚有论争（如有人认为流传至今的《诗经》中有还有不少“淫诗”，这自然不符合孔子礼乐仁政思想的诗，可为什么没有删掉？）不过，中国历史对社会传播的诗文有诸多的禁令也是不争的事实，文字狱就是明证。直到今天，官方对各种新媒体内容批评和处罚最多的内容就包括各种“3X”（星、腥、性）的内容。如2015年7月15日凌晨，“试衣间不雅视频”在微博微信平台快速扩散，引发网民高度关注和谴责。网信办随即约谈新浪、腾讯负责人，责令其开展调查，对涉嫌低俗营销等行为进行严厉查处。网信办称要坚决打击网络传播淫秽色情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17年4月18日下午，北京市网信办、公安局、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联合约谈今日头条，依法查处上述网站涉嫌违规提供涉黄内容，责令限期整改。
“一个貌似正确的认知学的观点认为：就像猴子看到会模仿一样，我们是通过模仿我们看到的故事中和传说中的‘典范’人物而学习的，特别是当我们处于性格形成阶段时”[6]。这看起来确实是一个简单可行的方式。比如说，中国官方就清晰地认识到了通过道德典型来引领中国民众的道德追求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因此，官方控制的传播平台，力求以道德的正能量来培养公民的良好道德品质。但但今天的短视频传播，对传统的传播秩序是一项严重的挑战。因为低门槛的进入方式，使得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提供者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他们所提供的内容也五花八门，高品质者有之，低俗者有之，猎奇者有之，触犯法律、有违道德规范者并不鲜见。“任何人都能在网上发表意见，不管是在推特上、博客上还是在评论流中，这都导致了公共讨论质量的低下。许多网上论坛充斥着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偏见、无理和愚昧的言论，twitter上允许任何人直接向别的用户发送威胁或漫画，无怪乎政客、教士和报纸专栏作家，经常把互联网比作臭水沟”[7]。社交媒体上的这些问题，短视频平台上同样不可避免。
有媒体报道称，一些短视频平台对此现象缺乏必要管理规范，有的甚至还通过重点推送、置顶显示等方式，对低俗内容采取默许和放纵的不作为态度。一些短视频平台甚至利用观众猎奇窥探心理，采用偷拍等方式将他人隐私作卖点[8]。总之，太暴力，太物质化，太多与性有关的内容以及太多的低（恶）俗内容在这些平台上出现了。那谁该负责呢? 是这些内容的发布者?还是让这些内容得以传播和交易的视频平台?是相关的部门的管制不到位?还是因为流俗的大众的低劣趣味的引导（无论是今日头条、快手或者抖音，都是基于的算法来推送相关内容的，你被推送了什么是跟你此前点击什么决定的。因此有人认为，不是平台低俗，而是消费者自己低俗），因此应该承担责任的是消费者自己?
没有短视频平台，这些事实（产品和服务）也同样会存在，但人们指责的是，短视频交易平台（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可以将这种短视频媒体平台看作是一种市场交易平台）。很多人深信不该出售性服务或者色情制品，因为这种行为在本质上是可耻的。符号论反对意见就以这样一种理念为基础——“某些商商品的市场传达了、标志着、表达了某种错误的态度，或者会将错误的态度符号化”[9]。在他们看来，市场是一种语言，是一种社会意义系统。正因为这种类型的市场交易会导致一种不尊重，因此他们建议“需要一些限制”——某些东西不能够被商品化、被销售——因为当商品分配违背了相应商品的社会意义时，这种分配就是不公正的。
判断一种符号化内容是否有违道德，不是一件可以轻易下结论之事。因为这里会涉及到所谓的普世的文明标准，也涉及到文化传统和区域的习俗等等。想想希罗多德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大流士王召集了一批希腊人到宫廷上，问他们，什么代价可以使他们愿意去吃自己父亲的遗体；希腊人说，不可能，没有任何代价能让他们去做出如此可怕的勾当。同时，殿前有一批印地安人，这个部落的印地安人是以吃父辈遗体为风俗的。大流士问他们，什么代价可以使他们愿意将父亲的遗体火化（希腊人火化遗体）。印地安人大惊失色：不可能，没有任何代价能让他们去做出如此可怕的勾当，想都别想。”[10]对希腊人而言，正确的做法是在火葬场上焚烧尸体，食用死尸，意味着对逝者的不敬，这是仅仅将死者视为食物的行为；而对这印地安人而言，正确的做法是吃掉父辈的尸体，这样父亲的一部分能够与儿子融为一体了，焚烧死者意味着仅仅将他们视为垃圾。
对色情、对毒品、对神和对国旗，即使是在文化全球化越来越密切的当下，人们仍然很难就此达成共识。
对于短视频传播而言，这种困境更是易见，因为在在传统媒体时代，社会主流制订的社会文明的标准可以通过精英的媒体人社区以共同体的标准得以落实和检测，但在社会时代（还要加上人工智能的参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区标准即使都以自己各自社区合规合法的方式存在，也必然会对另一些人、甚至是民族-国家、宗教产生出“不敬”甚至是“侮辱”来。
诗人席慕蓉说，小时候学校里教唱岳飞的“满江红”，每唱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时她都觉得坐立不安，心里难受。因为她是个蒙古人，对于这段歌词自然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感觉。我在读这首词的时候，情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觉得岳飞对当时的宋朝政权一片忠心，词中有满满的豪气，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杀戮是一件悲伤的事情，词中的食肉饮血当是一种隐喻，但读来仍然毛骨悚然。
三、市场真是一种天然的恶吗？
1733年伏尔泰在英国出版英文版的《哲学通信》，在这本著作中，伏尔泰写道：“走进伦敦证券交易所——一个比很多法院都更值得尊敬的地方——你会发现，各个民族的代表都齐聚于此为全人类服务。这里有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仿佛来自同一宗教，一样在跟彼此打交道，在他们眼中只有破产者才是异教徒。在这里长老会的信徒信任再洗礼派教徒，圣公会教徒认可公谊会教徒的承诺。离开这个和平的、自由的市场之后，有的人去了犹太教堂，另一些人去喝酒；有人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受洗……还有人戴着帽子去教堂等待着来自上帝的启示。所有人都获得了满足。”[11]这是多么和谐的世界景观呀，仿佛在这个自由市场里，一切的矛盾和冲突都不复存在，这是给自由市场最高的赞美吧。在他身后，对于市场的态度发展成为不同的路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自由主义各领风骚。马克思、凯恩斯、拉斯基和哈耶克成为影响至今重要思想家，他们各自的观点如此径渭分明，似乎没有调节的可能性，但他们所讨论的都是市场自由与政府管制方面的问题。这样的论争必然还将进行下去，谁也不会是终结者。因为社会体制和市场体系，都是人们选择的结果。
当然，经济学家关心的是效益，如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研究》中指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权利的冲突可以通过交易得以有效的解决[12]。这就是有名的“科斯定理”。但是，并非任何一种产品和服务中出现的权利冲突，都可以通过交易得到解决。贾森·布伦南和彼得·M.贾沃斯基在他们的一本有趣的著作《道德与商业利益》中列举了市场的商品化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包括剥削论、分配不当论、侵权论、家长作风论、伤害他人论、腐化论以及符号论反对意见等等。这其中最有趣的就是“符号论反对意见”。这一观点认可某些商品或者服务X的市场是一种交流方式，但它认为这种方式表达了一种看待X的错误态度，或者说它与X的内在尊严相冲突，又或者说它会表现出对与X有关的某种习惯、风俗、信仰或者关系的不尊重。[13]
文化会给某些行为，言辞和对象赋予象征意义，由于这些规则的存在，某些行为就会象征着道德破坏。但是我们需要去追问的是，这些规则是怎么来的？是洛克所指的勿需证明的神圣权利吗？某些类型的产品确实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或者自律的方式，去限制这种类型产品的交易，但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一些类型的符号产品有着极高的机会成本，现有的法律、道德规范会妨碍我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些规则应该改变或者取消吗?比如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性爱问题，米兰·昆德拉、齐泽克，王朔的作品有大量粗鄙的语言，按照一些人的说法，有伤风化，低俗，但谁不承认这些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呢?
前所引的对快手、今日头条之类的网络平台低俗化的指责，还有一个广泛传播的观念，那就是越是有市场价值的便越是低劣的，所谓“劣币驱逐良币”。卢梭就认为商业社会让人变得自负，愚蠢和庸俗。迈克尔·桑德尔在其一纸风行的著作《金钱不能买什么》中质问这个社会，钱为什么能买到如此多东西？在他看来，有许多东西，本不该也绝不该可以买卖。因为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看似繁荣的背后，却是整个社会为其付出的道德沦丧和伦理标准腐化的代价。他在著作中将市场描绘成为“令人厌恶的”，“病态的”，“令人反感的”，是具有“道德丑陋性”或者“道德庸俗性的”[14]。迈克尔·桑德尔担心的是金钱交易不仅会排挤道德情操，玷污财货，最重要的是它越来越严重的破坏社会公正。可市场真是一种天然的恶吗？文化经济学家泰勒·考文就指出市场中会出现产生男孩乐队组合和流行小天后，但是市场中也会产生莫扎特、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和萨士比亚。需要指出的是，那些个认为市场会降低人们的艺术品味和文化品位的观念，虽然广泛流传，但却没有得足够的实证支持。从现实的情况看，票房给了《泰囧》，也给了《无问西东》以及《芳华》，点击量给了低俗的视频，也给了《感动中国》。如果市场就是低劣的代名词，那么我想就不会有“蒙娜丽莎的微笑”了。还有最近创造阅读量奇迹的《流感下的北京中年》，我们可以用简单的高雅或者低俗作为标签吗？
四、少一点棒槌，多一点容忍
平台型的媒体公司都面临着短时间赢利的压力，因此都需要千方百计的快速增加用户量。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一旦用户量达到一定的积数后，平台的内容审核和调性维持就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如何处理好用户提供的内容导向?如何确立分发算法的逻辑，如何处理广告和用户体验上的矛盾，这些都是类似于快手、抖音这类平台型公司在产品定位和运营上亟待处理的问题。
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指出，人们通过六种道德原则来评价行为的对错：1.关怀vs伤害，2.公平vs欺骗，3.自由vs压迫，4.忠诚vs背叛，5.权威vs颠覆，6.圣洁vs堕落。海特主张对圣洁vs堕落这一原则的关心是道德保守的标志，这种关心的基础是厌恶心理[15]。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将他们的厌恶反映道德化，但是诚如贾森·布伦南、彼得·M.贾沃斯基所言“这些厌恶反应，并不是判断对错的可靠依据”。在《反感的智慧》一文中，利昂·卡斯（Leon Kass）提出，内心深处的厌恶或反感，可以揭示一些有关伦理的事实。当我们想到某些行为，并因为感到厌恶而退缩时，有时至少是在对一种根深蒂固的、深奥的智慧作出回应——厌恶和反感是这种智慧的情感表现，而“理性的力量不足以充分表述清楚这种智慧”。利昂·卡斯的观点是，感到厌恶并不是一个理由。“一些曾经令人感到厌恶的东西如今已经被人接受，不过必须补充的一点是这并不总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16]“道德厌恶一直在非常保守的道德领域中发挥着作用。当我们感受到对神圣纯洁、极具神性之物和宗教之物的冒犯时，更有可能表现出厌恶，而非愤怒”[17]。
我们讨厌直播间的女孩搔首弄姿，通过展示她们的身体以获得别人的打赏；我们讨论虐猫和其他的宠物、讨厌见死不救、讨厌展示死亡、讨厌有人直吃各种令人厌恶的食品，我们不想看到未成年人怀孕，不想看到别人的隐私被展示……可能我们因为看了这种类型的视频感到恶心不适，或者觉得视频里的内容有违社区的伦理标准。可是这个世界最奇怪的就在这里，你讨厌的东西正是别人喜欢的，而你喜欢的却可能也是别人讨厌。社交媒体直播类平台未必创造了更多的恶，只不过是让我们生活中各种不同的恶得以展示罢了。
2018年3月6日，虎嗅发布自媒体人“指北”的文章《人民不需要“让水变油”的抖音》，文章称抖音出现疑似“让水变油”的视频内容。评论人嘲讽一个二十多年前就被当做段子嘲讽的骗局居然在抖音平台上复活了。文章最后强调，“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希望人民所选择的抖音，最终找到人民所需要的样子。”[18]不过今日头条的高级公关总监杨继斌在朋友圈回应：“从一个几千万DAU的平台上找到一个抖音从来没有推过、近乎零播放的视频，这是以放大百万倍级别的显微镜，来寻找一个产品的问题。我不确定世界有那个事物经得起这种显微镜的审核”。[19]
迈克尔·桑德尔说，对什么东西应该和不应该被售卖的问题，他不能承诺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是他说他希望至少能够促进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是同意他的，因为关于短视频的伦理问题，我也不能给出确定的答案，这篇小文的目标，无非是希望大家关注这个问题。我们认为，真正违法的内容，自然有司法体系以强制的方式去规范，而显而易见的道德失范的内容也因为人人心里的那杆秤而得以约束。而对于那些难以决断和无法确证其有害的内容，就不必太快轮起道德的大棒拼杀过来。毕竟，普通公众能够借以发声和表达（表演）的渠道和平台是有限的，就算这些平台是放大器，它们可以放大恶，也自然会放大善，只要这个社会是积极的向上的，社会的风气是充满正能量的，主导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审美趣味是健康的，那么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出现的恶就算有，也不可能产生太大的影响。何况我们每一个人还拥有着最终的裁决权——可以卸载相关的App。再则，只要市场是开放的、存在竞争性的同类产品，那么每一个平台本身都会努力做到自身内容的净化与把关。正如今日头条管理者所言：“内容安全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没有谁敢忽视，对于急速扩张的今日头条来说，也一定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和防御性”[20]。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6世纪伊拉斯莫抱怨说，印刷商“给世界塞满了愚蠢、无知、恶意、诽谤、疯狂、亵渎和颠覆性的小册子和书籍；在这股浊流中，即使原来能够为善的东西，也失去了他们所有的善”[21]。更有甚者，这些“成堆的新书”对“做学问有害”，因为他们引诱读者不再研读经典著作，而伊拉斯莫认为，经典著作才是应当认真研读的。但出版商认识到印小册子和当代的作品，比再版经典著作销路好，更赚钱。马克思同样批评说：“凡是现在被称为‘善’的东西——个人的或社会的善的东西—都有利于资产者，谁会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呢?”[22]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奉行的是商品、金钱、资本这些物的崇拜。“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把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3]今天的道德家们对社交媒体、对短视频平台的抱怨与16世纪的抱怨何其相似?但是，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自十六世纪至今，这个社会不是变得更坏了，而是变得更好了；知识不是越来越少了，而是更丰富了；人类社会不是变得越来越堕落了，而是越来越文明了。
[1]http://buzzsumo.com/blog/facebook-video-engagement-learned-analyzing-100-million-videos/
[2]快手上市仅是危机下的狂欢？短视频霸主遭遇残酷竞争http://finance.china.com.cn/industry/company/20180308/4562961.shtml
[3][英]尼克·史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顾宜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4]参见[古希腊]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请93-101页。
[5][古希腊]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请122页。
[6][美] 乔尔·鲁蒂诺、安东尼·格雷博什：《媒体与信息伦理学》，霍政欣 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7][美]汤姆·期丹迪奇：《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林华译，中信出版社集团2015年版，第357页。
[8]抖音遇上快手：短视频之争走向何方 行业春天来临？《工人日报》2018年3月14日，http://www.cnr.cn/chanjing/gundong/20180314/t20180314_524164443.shtml
[9]贾森·布伦南、彼得·M.贾沃斯基：《道德与商业利益》，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0页
[10][古希腊] 希罗多德：《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11页。
[11]Lettres philosophiques, ed. René Pomeau，Paris： Flammarion, 1964：47.
[12]Coase, Ronald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 3 (Oct.,1960): 1–44.
[13][美]贾森·布伦南、彼得·M.贾沃斯基：《道德与商业利益》，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
[14]Michael J. Sandel（2012），What Money Can't Buy：The Moral Limits ofMarkets，Farrar, Straus and Giroux，p.83,133,141,144,153,166.
[15][美]贾森·布伦南、彼得·M.贾沃斯基：《道德与商业利益》，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07-308页.
[16]Kass, Leon R. (June 2, 1997). The Wisdom of Repugnance.The New Republic. 216 (22). Washington, DC: CanWest. pp. 17–26.
[17][美]贾森·布伦南、彼得·M.贾沃斯基：《道德与商业利益》，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7页.
[18]材料来源：人民需要保持调性的抖音http://36kr.com/p/5122673.html
[19]短视频“剧场”与“广场”之争：抖音能打败快手吗？《新京报》2018年3月9日
[20]材料来源：人民需要保持调性的抖音http://36kr.com/p/5122673.html
[21][美]汤姆·期丹迪奇：《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林华译，中信出版社集团2015年版，第357-35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4页。
文章来源：顾杨丽,吴飞. 短视频平台的伦理困境[J]. 当代传播,2018,(05):98-100.